20世紀物理學有輝煌的歷史，從長遠的立場上講起來，從物理學自己的結構講起來，最最重要的是頭三十年的三個觀念上的大革命。這三個重要的革命就是：1905年的狹義相對論、1915年的廣義相對論，以及1913~1927年所發展出來的量子力學。

這些基本觀念上的革命，不單影響了今天整個物理學，而且影響了我們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。因為沒有量子力學就不會有半導體，沒有半導體就不會有今天的計算機。你想一想如果沒有今天的計算機，今天的世界跟現在不可能是一樣的。

而我有幸認識了許多20世紀初年的大物理學家，他們比我年長20歲或者30歲，很多我都很熟識的，比如狄拉克，我跟他有很多次的談話，很多是關于物理，也有是物理以外的。

這個是泡利，是發現“互不相容原理exclusion principle”的一個奧地利人，后來長期住在瑞士。他在50年代經常每年都到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（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）來，所以我很認識他。他在物理學里頭的貢獻非常之大。

這一位是Enrico Fermi (費米)，在意大利出生，1938年獲得諾貝爾獎金。在他得諾貝爾獎金后，他把全家（他當時有太太以外，還有一個兒子，一個女兒）都搬到Stockholm（斯德哥爾摩，瑞典的首都）。

這個當然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可是不正常的是他去（斯德哥爾摩）之前就已經跟（美國）哥倫比亞大學接洽，說是他去了Stockholm就不回（意大利）了。果然他全家就搬到了美國，以后他變成了美國人，而且對于美國的武器，原子武器有重要的貢獻。

Enrico Fermi是我的老師，我當然非常認識他。

這位是海森堡，這張照片是他23歲的時候，他當時還沒有做出他的革命性的、歷史性的貢獻——量子力學。

這是狄拉克。

剛才這幾分鐘，我給大家看了泡利、費米、海森堡和狄拉克，他們四個人出生都是在1900，1901~1902，所以最近這幾年有很多慶祝他們幾位誕生100周年的會議，我去參加過兩個。

這個組織的人要我給演講。所以我就想了想，我覺得中國的文藝批評有一個傳統，就是用一個或者兩個，或者是很少的幾個字來描述一個人的風格。所以我想也許我可以如法炮制，對他們思維、研究風格做一個總結性的話，那么這是我得出來的結果。

泡利，對于一個物理學家講起來，他最重要的就是power，他能夠沖破幾乎不能想象的困難，能夠克服，所以這是他的特點。

費米，人不高，是很壯的一個人，而且他講話非常之踏實。所以，你跟他交往了不到幾分鐘，你就知道他所講的話，每一句話都是他想過的，而且都是絕對可靠的。

海森堡跟他們兩位都不一樣，是一個很和藹可親的人，他在24歲的時候所提出來的量子力學，那這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革命之一?？墒悄闳タ此奈恼虏磺宄?，里頭有渣子。（等會兒我還會把這個再跟大家跟大家再討論一下。）

狄拉克，跟海森堡齊名，對量子力學有決定性的貢獻?？墒堑依撕秃Ｉさ淖黠L，你看他們的文章完全不一樣。(等會兒我還要大家再討論一下。)

我剛才也講了，泡利的數學能力是最有力量、最powerful，這個我還沒想起來哪個中文的字眼最正確地能夠翻譯powerful這個詞。

比如說1925年海森堡和狄拉克他們提出了量子力學以后，這個量子力學當時所提出來的是一種從前大家不大討論的數學，這個數學是新的，所以要解決這個數學里頭的問題，大家一籌莫展。

結果在兩個月之內，泡利就解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，就是氫原子的光譜，這個震驚了整個的物理學界，而也因為這個大家才了解到，原來海森堡所提出來的量子力學是有道理的。因為海森堡提出來的文章里頭跟實驗沒有關系，它只是一些原理、只是一些理論，通過泡利把它解出來以后，可以跟氫原子的光譜對極了，大家才知道，原來海森堡的這個理論是跟實驗有密切關系的。

泡利做工作是不茍且的，所以他是一個十分可信的物理學家，有人稱它為Conscience of physics（物理學良心)。

可是他對別人有時候極不客氣，這個我有親身的經驗。

我在1949年是一個博士后到institute for studies（普林斯頓研究院）。 我去了以后就有另外一位博士后（他已經在那兒待過一年了），他跟我說，你得要小心泡利這個人，不容易對付。我當時并不知道這句話是什么意思。后來開學以后，我和一位朋友叫做David Fledmen，我們有一個想法，所以我們就在研究這個問題，泡利聽說了我們在做什么，非常感興趣，這一來，我就懂朋友所講的是什么意思了。因為他每天早上10點就到我的辦公室來就問“你們又有什么新的進展?”，假如我們沒有新進展的話，他就講一些嘲笑的話，諷刺的話。這樣過了幾天以后，我們很怕看見泡利。所以我就懂我的那位朋友先前給我警告是什么意思。

比如說現在還健在的90多歲(2005年已去世）的一位物理學家，叫貝塔（漢斯.貝特），他是一個諾貝爾獎項獲得者。他曾經做過泡利的助手，他比泡利大概年輕五六歲的樣子。泡利因為早熟，所以很早就做了教授，需要助手，就把貝塔找來了。第二年，貝塔走了，來了Viscose，是另外一個重要的理論物理學家。過了一兩個月以后，泡利對他不太滿意，泡利就對Viscose說，我應該還留著貝塔。

泡利，我剛才講他的一個的貢獻（不相容原理），他還做過很多重要的貢獻，可是他沒有做最最重要的、革命性的貢獻。

他是1958年去世的，在他過去的前幾個月，他在伯克利（大學）有一系列演講，有一位物理學史專家經常去聽他的課，課上完了以后，他們到酒吧去喝一點酒，談話。

后來這位科學史家，叫做Merad，他說，有一天喝了幾杯酒以后，泡利說：“年輕的時候，我以為自己是當時最好的理論物理學，是一個革命者，大問題來了，我將是解決它們的人。大問題確實來了，我只是一個學者，不是一個革命者。”停頓了一下，他又說，“我年輕的時候真是十分愚蠢。”

這個話，我想是泡利晚年的時候說的，他是58歲的時候過世的，他過世的前幾個月，前半年的樣子吧，是對他自己年輕的時候所做的工作的概括。

費米，我剛才講過了，是一個堅實穩重，他做人、做物理都是這樣子的，所以在他在世的時候，所有跟他接觸的人，不管是學生、同事、政府的人都非常尊敬他。

比如我可以給大家講一個故事。

當時打完仗以后，因為美國爆了原子彈，這個當然時震驚了整個世界，尤其是震驚了所有的華盛頓的政府里頭的人。

奧本海默因為是主持原子彈設計的人，所以就變成了一個當時美國最最重要的、家喻戶曉的一個物理學家。那個時候，戰后對于原子能、對于原子彈的控制，美國設立了一個Atomic Energy Commission（原子能委員會）。Atomic Energy Commission是一個政府的組織，里頭關于學術方面的重要決策是由一個叫做general advisory committee來做種種建議。這個當時極為重要的一個組織。

奧本海默自然的就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，而費米是這個委員會的一個成員。在五十年代初，有一天，奧本海默到芝加哥去，他回來的時候，我看見他，他跟我講了一個故事。

他說，我所以到芝加哥去的原因，是因為“費米在這個委員會上面的聘任期已經到了，我希望他再繼續下去，所以我到芝加哥，特別去請他續聘，續任為這個委員會的委員之一”。

奧本海默說，他跟費米再三講，費米不肯。最后費米說，“對于這個委員會所討論的許多事情，我不敢講我的見解一定是對的，所以我想我還是不要再在這個委員會里頭了。”

這個你可以想象，很少人面臨著這么重大的一個聘用，會像他這樣子來拒絕掉的。

奧本海默給我講這個故事，因為他知道我是費米的學生，我跟費米的關系非常密切，而奧本海默講話的口氣顯然的是非常敬佩的。

費米對我的影響非常之大，我佩服他的物理工作的風格、他的人品。

我再給大家講一個小故事。

1954年的夏天，我在伯克利（大學）訪問。那個時候每年夏天我們都搬到伯利克去，因為有世界最大的加速器，里邊出來的成果正是我所要研究的。

費米從芝加哥經過伯克利，他要到意大利去講學。他那個時候已經有食管癌了，可是沒有人知道，他自己不知道，他的大夫也不知道，我們都不知道，他還是非常活躍的。

我記得他那一個禮拜，他給了伯克利3個演講都非常精彩，而且是3個不同的物理學領域的。

有一天我們都到海邊，到大西洋去游泳。 費米不高，很結實，而且他做一切事情都是能夠貫徹始終。他網球打的不是最好，可是是非常努力，而且是在芝加哥大學的教授里頭，也算是打得很不壞的。

他喜歡游泳，游的不快，可是可以游很長的距離。我游泳是不行的。我們到了beach（沙灘）上，費米說“我們游出去”，所以我就跟他游出去了。

大西洋的大浪來了，我從前從來沒有游過到一個breaker外頭去了，結果因為費米在前頭走，我就跟他直直走，走出了第一個breaker，他已經走了，比我也許前二、三十米。

我后來想想，這東西不太妙，我不能緊跟著費米，所以我做了一個決定，就回去了。我想這決定是對的。

海森堡在20年代的貢獻是人類歷史上少見的，他是第一個提出來“量子力學“最起初的觀念的人。這是公認的大貢獻，而他的貢獻絕不止這一個，他還有好多別的貢獻。

可是他的文章非常奇怪，就是他的每一篇文章里頭都有精辟的見解，可是混雜在許多錯誤的見解上。他對當時光譜實驗物理的各種奇異現象十分熟悉，善于開辟新的、尚未成熟的新思路。

他喜歡爬山，所以在他晚年的時候，他寫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，描述他做研究工作的是怎么一個狀態。

他說，“爬山的時候，你想爬某個山峰，但往往到處是霧。你有地圖或別的索引之類的東西，知道你的目的地，但是仍墮入霧中。忽然，你模糊的，只在數秒鐘的功夫，自霧中看到了一些形象。你說，‘哦，這就是我要找的大石頭’。整個情形自此發生了突變，因為雖然你仍不知道你能不能爬到那塊大石，但是那一瞬間，你說‘我現在知道我在什么地方，我必須爬到那塊大石，就知道該如何前進了’。”

這一段話很顯然描述了他在24歲的時候，在德國的一個島上休假，在天快亮的時候忽然想出來的一個見解。這個見解就有了后來奠定了量子力學的第一篇文章。

我們可以把狄拉克的風格跟海森堡來對比，他們完全不同。

狄拉克的文章，讀了以后使得你驚嘆其妙其美。我覺得最好的方法來描述他的文章，就是你看了以后覺得這是“神來之筆”。狄拉克的文章獨創力強，清楚、直接，沒有渣子。所以我認為最好描述狄拉克的文章是“神來之筆”，而且你覺得它是“秋日文章不染塵“。

海森堡的文章獨創力強，可是往往不清楚，有渣子，正確的和錯誤的方向糾纏在一起。

所以，你看了狄拉克的文章以后，一方面驚嘆它這個妙的地方，一方面你就了解到你已經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做了，凡是正確的東西都講干凈了。

海森堡不一樣。你看海森堡的文章，你就知道這里還有好多東西可以做。最重要的就是，你得了解他所講的東西，哪個是對的，哪個是不對的。你如果能夠判斷出來哪個是不對的，屏蔽掉；把對的那個去發展，你就會立刻寫出來非常重要的文章。

這是他們兩個人的文章非常鮮明的不一樣的地方。

海森堡在26歲的時候就到了Leipzig university（萊比錫大學）理論物理系的主任。他非常好強，喜歡打乒乓球，獨霸整個系。可是在1928年，從美國來了一個博士后，這個人的乒乓球打得非常之好，所以海森堡只好屈居亞軍。

這個美國來的博士后是大家都知道的周培源。周培源先生在Caltech（加州理工大學）得了博士學位，到歐洲去一年，1928~1929，在那個期間，他有一半的時間待在Leipzig。所以我剛才講的故事，現在是記載在Leipzig物理系的歷史里。

周培源先生回國是1929年，就看見了這個小孩，這就是我。

那個時候我父親（楊武之）從廈門要到轉到清華去做教授，因為我母親（羅孟華）和我在上海，我母親那時候分娩生了一個孩子，不幸這個孩子，我的妹妹，夭折了。因為這緣故，所以我們耽誤了，我跟我母親留在上海。

在1929年10月，我們坐火車到北平去，恰巧周培源先生那個時候也從上海要到北平。周先生跟我父親在芝加哥大學曾經同學，所以我父親就寫信請他照顧我們母子，所以這就是那個時候周先生所看見的楊振寧。

我在芝加哥大學念書，除了跟費米關系非常之好，念過他很多的課，受了他非常重要的影響以外，另外一位就是泰勒。

泰勒今天還健在，已經94歲了（2003年去世）。我看見他的時候，他三十幾歲，是很有名的物理學家，可是沒有后來名氣大，后來他是解決了氫氣彈的結構，所以報紙上稱他為“氫氣彈之父”，他很不喜歡這個名字，不過我想他沒法擺脫這個名字。

泰勒對我的影響也非常之大。因為他是一個直覺非常強的物理學家，所以他的想法非常之多，我曾經說泰勒一天至少有10個想法，其中9個半都是錯的?？墒侨绻刻煊邪雮€正確的想法，那這人就是不得了的科學家。

另外還有一點我從他學到的，就是他不怕講不錯。

他有很多見解，所以他在走廊上看見就抓住你說我現在對于什么東西，分子的結構有一個新的想法，跟你討論，你要是不同意他，你可以反對他，假如你反對的有道理，他完全接受，而且很可能就邀你跟他合作。所以他的合作者非常之多，所以他有很重要的貢獻。

這個是我接觸他了以后，深深了解到這跟中國傳統的對于做學問的態度不一樣。中國對學生是說，“不要亂講話，你還沒想清楚，你不要亂講，要講話丟人，或者還有更壞的結果”。

泰勒完全不是一樣的。所以你看他整天思想非常活躍，而且很興高采烈，因為他隨時都能覺得還有新的重要的見解，一直到今天還是這樣。

他最近九十幾歲的時候，最近這幾個月出了一本傳記，這個傳記很有意思，我覺得大家如果有功夫可以看一看（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的）。因為他后來跟奧本海默之間的沖突，所以現在美國的傳媒95%都是攻擊他。所以這本傳記，你要看這些報紙雜志上的書評，都是拼命批評他。其實這本傳，我覺得是寫的很好的，而且并沒有什么我能夠看出來的夸張的地方。

愛因斯坦，在1949年的時候，在institute(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)就退休了。

我是1949年去的，那個時候當然他已經是物理學里頭最有名的物理學家，而且是有重要的貢獻。剛才我第一張幻燈片講，20世紀初年有三個重大的革命，這三個重大的革命有兩個半都是愛因斯坦所提出來的。

我去institute的時候，他已經退休了，我們當時在institute有二十幾個博士后，念物理的，我們當然都非常尊敬他，可是我們不大愿意去找他，有兩個道理：

第一個當然是他年紀大了，我們怕打攪他；

還有一個道理是因為他那個時候的研究方向叫做統一場論，這是他最后半生極力、全力去搞的。那個時候我們沒有人在搞這個東西，那個時候是很不實際的一個方向，所以我們沒有去找他。 等到過了幾十年以后，今天你來看的話，就知道他當時所做的東西雖然沒有什么大的影響，可是他所要做的方向是對的，而這個方向還是今天物理學的主流方向。

愛因斯坦不會開汽車。他家住institute，我想大概一個半英里的樣子，他每天就走過來，所以我們都知道愛因斯坦什么時候大概要走到什么地方。

那時候，我的大兒子叫做楊光諾，有一天，我就帶他到愛因斯坦走來的路上面，就愛因斯坦說，（他認識我，我們沒有很多的交談），我跟他說，“愛因斯坦教授，這是我的兒子，你可不可以跟他照張相”，所以就照了這張相。

一般人以為愛因斯坦是一個非常慈善、與世無爭這樣子的人，這個印象是完全錯誤的。你如果看了現在很多關于愛因斯坦傳，很多人搜集了很多材料，就知道，愛因斯坦，你初接觸他，你會覺得他是一個與世無爭的人，其實他對于人性，對于世界的一切，還有對于有些人的批評都是非常尖銳。

他喜歡大海，他曾經對他的第二個孩子說，“大海有時候平靜友善，有時候卻洶涌可畏，它是水做的，但是你要注意，我們人也都是水做的。”

這個是尼爾斯.玻爾，是催生量子力學的人。

我在第一張幻燈片上講三個大革命，其中最后一個是量子力學。

量子力學的開始有幾個重要的貢獻，第一個是1900年普朗克提出來量子數這個觀念，然后第二個重要的貢獻是愛因斯坦1905年，第三個重要的貢獻就是尼爾斯.玻爾。

因為尼爾斯.玻爾在1913年，還很年輕的時候，他把普朗克的量子數拿來應用到原子結構，這是當時沒有人想到的，這個出來了極為重要的結果，可是有一些不能自圓其說的地方。

又搞了十幾年，海森堡來了，才把這個問題完全解決了。所以大家公認，尼爾斯.玻爾是對于量子力學有決定性貢獻的。

尼爾斯.玻爾，我很認識，因為他經常到institute for advanced（高級研究院）來, 我跟他有過很多的談話。可是跟他談話很困難，因為他的聲音長得很低，而且他是丹麥人，你們如果哪位跟丹麥人熟悉，你覺得這丹麥人講的話都是咕嚕嚕咕嚕嚕的，不大容易聽得懂。

我記得有一次我到丹麥去，1957年到丹麥去訪問，就去看尼爾斯.玻爾。尼爾斯.玻爾住在Carlsberg Castle（嘉士伯城堡）里頭。

大家當然在香港都知道Carlsberg啤酒，這個嘉士伯啤酒在19世紀，買了一個很大的園子和一個castle（城堡）。The Carlsberg Fundation（嘉士伯基金會） 成立了。Fundation（把園子和城堡）捐給政府，說在園子和Castle居住的人要是當時丹麥最有名的學者。所以從30年代開始，尼爾斯.玻爾就住在里頭。

1957年我去看他。那是一個很講究的、很大的、有很多柱子的一個建筑。他帶我在走廊上來回走了大半個鐘頭，因為他對宇稱不守恒發生興趣，所以他要跟我討論。不過我必須承認，講了半個鐘頭，我完全沒懂他在講的是什么。

尼爾斯.玻爾對哲學非常感興趣。他有許多話，比如他說，“一個最深的真理，與它的opposite（對立面）都是對的”。

還有一個故事。說他有一個朋友去看他，在他的辦公室前頭看見門口掛了一個馬蹄鐵。大家知道在西方一個馬蹄鐵算是帶來幸運的。

所以那位訪問者進去以后就跟玻爾說，“玻爾教授，我不知道你會相信這種迷信的。”

玻爾說：“不不，我不相信。不過我知道，雖然你不相信，它還是靈驗的。”

1953年，在日本召開了第一個戰后日本舉行的大型的科學討論會。那個時候因為湯川秀樹得過了諾貝爾獎（1949年），而歐美的很多學者都愿意幫助日本發展戰后的科學，所以那次是很盛大的。

這是一個團體照。這個團體照里頭，你如果看前排，第二排第二個人就是我太太（杜致禮），她科技項目的作者。這是我們的老大（大兒子）叫做楊光諾。

這個前排還有一個小孩，他是P.W.安德森的孩子，P.W.安德森是今天最最重要的理論固體物理專家。

我給大家看這張照片，因為這張照片有一個特點，組織這個會議的人是非常有眼光，因為在這個里頭，我數了數，有17個人后來得到了諾貝爾獎金。

要請17個得過諾貝爾獎金的人來開會也許不困難，但你要想請這么多的人，其中有17個人將來得諾貝爾獎金，這個是很困難的事。

好，我就講到這為止，謝謝。